第三章 总有一种力量让他如此迷人
——基因的角色
男人总是一刻不停地想着他们自己。
一一伊丽莎白,47岁,心理学家
人们只需凝望一下类人猿的面孔,便仿佛看到了镜中的自己。
——阿尔弗雷德·布當默《布雷默的动物世界》,1864年
大自然的惟一法则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为了人性形成的原因而争论不休。我们的个性究竟从何而来?是什么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模式?是教育抑或基因?环境抑或遗传?不久之前还是后天决定论甚嚣尘上,但随着基因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理论渐渐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与批判。
我们知道,一小段被称作SRY基因的遗传物质决定着男性的性别。胎儿成形伊始的35天之内,它们都具有某种女性的特征,只有当附着在Y染色体(还记得生物课老师说过的吗,Y染色体决定着男性性征的出现)上的雄性基因被激活并释放出雄性激素的时候,胎儿才渐渐变成男性。正是这种本体的荷尔蒙让胎儿成长为我们以后为之疯狂或深深厌恶的男人。SRY的作用便是让那些会发育成女性性器官的细胞逐渐死亡,并促使睾丸的形成。
雄性激素分泌得越多,男性的特征就越明显,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们将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些基因控制着男人的乖张与温顺,好色或冷淡,无赖或君子。
如此说来,我们的坏男人原来竟是基因所决定的?若果真如此,我们上两章那些关于心理机制与模式的讨论岂不是白费工夫?坏男人是否从此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为祸人间,因为反正他们对自己的现状不用负上一星半点的责任?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类的发展、性格的形成应当是基因与环境,先天与后天合力的结果。基然是基础,但环境的影响支撑起了人性大厦的骨架,最外面还要覆盖一层文化的砖瓦,任何单方面的解释都将失之偏颇。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的行为是拜父母、社会和基因三方所赐。
在未来的基因科技精确地剖析与预测人性之前,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人类的祖先,感受一下支撑着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基因力量。
1859年11月24日,査尔斯·达尔文发表了他的著作《进化论》。他的理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异端邪说——人居然是从猿演变而来!当然时至今日已经无人再怀疑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人类的存在并不应归功于亚当与夏娃的肋骨,而是进化的伟力使然。这意味着,在现代人定格之前,我们的先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残酷的斗争之路。类人猿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自然賦予的使命,它们与天斗、与地斗,与同类斗,尽量地繁衍传承着它们基因的健康后代。在这条路的尽头,人类出现了。他是进化过程中无数次谬误、失败与意外的结果,但无疑是最优秀的产品。
科学家把这一过程叫做自然选择,而达尔文则称之为生存竞争。他的理论是,只有最强焊者才有权生存,这就是那个耳熟能详的句子的出处:在残酷的自然法则面前,适者生存。
这一选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留某一物种,它仅仅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相关。因此,按达尔文的话来说,最惨烈的竞争就是同类之间的竞争。
这一原则直到今天仍然适用,我们同几万年前一样在与同类拼争,既为了个体的生存,也为了最大量、最有效地繁殖后代,当然这后一点往往由于现代避孕科技的发达而为人忽视。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伴随着我们走到今天的基因力量都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存在。但人们却并不甘心就此受到基因的摆布,他们借着解放或是自由一类的口号苦苦挣扎,而越是要摆脱就越是泥足深陷。基因不会喊口号,可它却是那片貌似平静实则致命的沼泽。男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显得坦荡一些,因为他们的确如同基因所决定的那样,生活中惟一的目标就是增加自己的性魅力以尽可能多地繁殖后代。而女人呢?我们有理由抱怨男人对待生活、对待爱情的态度吗?那可是漫长的进化与选择的结果啊。抑或我们只是对自己身上那一点历经从猿到人却依旧生生不息的天性感到尴尬?我们耻于承认自己同样逃不过大自然的惟一法则,尽管我们髙喊着解放与独立,但事实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男人,一个能使我们繁衍后代的几率最大化的男人。本质上,他是一个生物学意义里的超人;表象上,他是幵着保时捷的马克。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说进化链的最顶端就是开着保时捷的马克,那就太不负责任了。但只要我们仔细体察基因的作用便会发现,进化是遵循着某种内在规律的,为什么它的产物偏偏是开着保时捷的马克,而不是随便哪只性功能缺失的猿猴,其中大有讲究。这话虽然听着不太入耳,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一切都是幕后的那只黑手——基因在操纵。
基因的专制
动物学家和行为学者安德里亚斯·保尔在其著作《从猿到人》中极其形象地描绘了灵长目动物的行为模式,正是依靠这种种仪式化的行为,它们贯彻执行着基因的“命令”,从而保障了自身的生存。因为人类同样是哺乳动物,而且从动物学角度看灵长目是我们最近的亲属,因此研究它们的行为模式对人类颇有借鉴价值。如果还有谁敢狂妄地声称,人类是因其智慧与文化才成为造物的宠儿,那么就请看看以下这个事实:黑猩猩的遗传物质中有98%与现代人完全一致!我们的确是按照基因的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化成了万物之灵。
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相同的举动,为什么我们总是对同一类男人神魂颠倒,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而是基因的专制。三四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几千年的人类进化过程相比,孰强孰弱?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虽然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衣食无忧,但要论到生物学意义上繁衍后代的成功几率,我们必须仰仗男人,不管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推动进化的惟一动力就是性,没有一个生殖力旺盛的男人,生命是不完整的。当然这里所谓的生殖力旺盛并不是说真要把孩子生下来,现在毕竟不是原始社会,我们需要足够多数量的后代以保证生命与基因的传承。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安心,能够为我们提供最稳定前途的男人,也就是说,能够保证成功生殖的男人。我们无法逃脱基因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无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都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事实,即使在择偶的问题上我们也同样受到基因的影响,其强烈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像。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对于所有生物而言,其存在的首要意义便是传承与丰富自身的基因,而繁殖行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手段。也就是说,无论蟑螂还是人类,性都是第一位的。
2,只有具备优良基因的品种才能完成进化论意义上的繁殖行为,这意味着,为了不被残酷的生存竞争所淘汰,他必须强壮健康、精力充沛。
而要在生存竞争中胜出还需要满足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1,充足健康的食物。垃圾食物只会使个体脓疱满身、毛色暗淡、性欲丧失。如果它只能得到这种缺乏营养或者根本毫无营养的食物,那么将很难满足繁殖后代的必备条件。
2,保护自身免遭对手的攻击。这便需要自身或者配偶孔武有力。营养和安全是成功繁殖后代的重要保证,如果有谁二者皆备,那它也就最有可能将自身的优良基因传递给后代。
虎视眈眈的竞争者
雄性动物的食物和性能力固然重要,可如果它抱定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宗旨只顾默默耕耘,而与此同时雌性动物们又早已耐不住寂寞个个名花有主,那再丰美的食物、再旺盛的性欲也都失去了意义。可它又不能主动搭讪,四处派送这两样东西,那样只会招来竞争对手的白眼甚或围攻。因此自我宣传是必须的,它必须让它的目标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这在动物界已是一条铁的规律:雄性的羽毛越是光鲜漂亮,性的号召力就越大。
雄狒狒强壮、结实、红色的臀部昭示着他的健康,它希望以此来吸引配偶。而如果男人也如法炮制,当街褪下他的裤子,那他只会激起众怒,并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无奈之下,他只得把希望寄托在那条紧身的牛仔裤上;公鹿发情时低沉的吼叫会立刻激起母鹿的回应,但一个绕着圈奔跑并且嘶吼连连的男人则毫无希望得到女人的垂青,因此他改用轰鸣的汽车马达来发出情欲的宣言;同理,尾羽最长的雄燕求偶的成功率也最高,但男人则必须找到一个能象征他优良基因的道具方能吸引我们的注意。
女人们别再矫情,别再自欺欺人了,请设想一下,当某个男人开着一辆微型轿车向我们鸣笛致意时,我们的反应绝不仅仅是装作没看见,不,我们会高昂着头颅从他身边走过,忿忿不平地想着,他以为我们是谁?!可要是一辆保时捷从我们身边徐徐驶过呢,当然我们会抬头看一眼司机,尽管我们也会嘀咕一句“瞧这个狂妄的家伙”,但那语气与声调无可救药地带着一丝艳羡一-要是我们坐在他身边该多好呀!他长得怎么样无关紧要,既然他买得起保时捷,怎么也该有些来头,我们在潜意识中盘算着,于是一抹近乎谄媚的微笑浮上了面庞。雌性动物的本能不可遏止地占领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看到了最长的羽毛,最红的臀部,最大的犄角,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优良基因的象征。
还不仅如此,我们还尤其青睐那些权髙位重、一呼百应的异性。这并非危言耸听,马克斯-普朗克行为心理学研究所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模式。这同样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那些弱不禁风、面色晦暗的男人哪怕对我们再言听计从也丝毫不能让我们动心。我们不仅希望异性比我们高大(这让我们觉得安全),希望他们身材勻称,也就是说臀部结实、大腿修长、肩膀宽阔(这寓示着他在捕猎时奔跑迅捷且耐力持久),我们更希望他在别的男人面前表现出沉着而内敛的力量,那是一种不怒自威、居髙临下、俯瞰众生的气势,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充分调动我们的情绪。换言之,权力使人性感。
既然权力让他如此美丽,那我们也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施罗德(现任德国首相)在未成名时会用力摇撼着首相府的铁门,大声地宣泄着他对于权力的渴望;为什么政治家们会为了得到权力或者保住权力而互相倾轧、尔虞我诈。
如此看来,现实生活当中男人们的争权夺利同样与基因脱不了干系。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占有更多的女性——比尔·克林顿和约翰·肯尼迪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么我们毫无疑问能够从每一起排除异己的肮脏勾当,每一场争夺权力的残酷战争背后嗅到那股原始的性欲——最大限度地繁殖后代。如果我们将这一理论进·-步引申,那便将出现一幕骇人听闻的景象:既然性欲会如此强烈地激发起权欲,那这个世界是否终将被一群只顾响应自己基因号召的花花公子所统治?而他们惟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尽情喷射自己的精液。
精子战争
撒播精子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英国生物学家、性学家罗宾·贝克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人类的性行为会导致女性体内的一场“精子战争”。按他的观点,其原因就在于女性为争取最优秀基因而采取的群交行为。他将女性选择性伴侣的行为比喻为“在精子仓库中的采购”一每一位有婚外性行为的女性其实都在顺应这一天性的号召:尽可能采集不同男性的精子以获取最佳基因。他发现,与多名男性保持性关系的女子几乎总是会在两二天内就重复一次性行为,这恰巧符合了男性精子的存活周期。女性正是借此保持着精子间的一种竞争态势。
对于进化过程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雄性动物不单要在同性间展开竞争,它们还必须尽量争取雌性动物发育成熟的卵细胞。也就是说,只有尽可能频繁地在恰当的时机排出尽可能多的有效精子,才会最终贏得生存竞争。这同时也对性器官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睾丸和阴茎必须保证精子的竞争力。
有趣的是,雄性性器官的大小取决于雌性的性行为方式。在“一妻多夫”的群交体系中,雄性必须具备足够大(与身体比例而言)的睾丸,而在“一夫一妻”的单一性交体系或是“一夫多妻”的垄断性交体系中则不必如此。以雄性大猩猩为例,由于在其领地中它具有对所有雌性的垄断权力,因此它的阴茎即使在勃起时也只有3厘米长,而它的睾丸重量约为3。克——与它17。公斤的体重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对于它来说已经足够了。
与此相反,黑猩猩没有这种对雌性及其卵细胞的垄断权力,因此他的性器官必须制造出数量庞大的精子才有可能击退其他同性的精子对卵细胞的进攻,贏得生存竞争。它的阴茎最长可达18厘米,而睾丸重量也有12。克,只有这样它才能无往而不利。
人类则处于一种矛盾的平衡之中。男性的阴茎相对较大而睾丸则相对较小。有人认为,后者恰巧证明了女性更倾向于一种稳定的“一夫一妻”式的性交模式。不过反对者同样言之凿凿:男性的身髙和体重均要超过女性难道不是男性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群交模式中,因而必须努力竞争方能传承自身基因的明证吗?更何况现实生活中又有哪位男性会放过与尽可能多的女性做爱的机会呢?因此这一派系的科学家认为,从男性器官来看,人类社会“一夫一妻”的模式并不是基因遗传的本意,而是后天道德规范的要求。
忠诚
大自然是不懂得妥协与退让的,凡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东西注定要被淘汰。而它的规则只有一条:为了传宗接代,为了保证物种的延续,必须提高基因的多样性。进化研究者们相信,性是达到这一目的惟一手段。每一次交媾都会糅合进一种新的遗传物质,而基因组合越是全面丰富,个体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能力也就越髙。由此看来,一切生物的最髙目标便是尽可能多地和不同的异性交媾,动物靠发情期中疯狂的本能来实现这一点;而人类虽然理论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性交,但事实上作为髙级动物他们还有其他层面上的欲求,几乎没人愿意只为了性的本能活着,也许正因如此,造物主才特意安排了销魂夺魄的高潮,以提髙人类对性事的兴趣。
如果我们从大自然的游戏规则,从提髙基因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忠诚自然便显得毫无意义。所谓忠诚只不过是男性用以束缚女性,用以增加女性负罪感的诸多手段中较为巧妙的一种。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澳·威尔森对此阐述道:“在动物界中,只有当两性都觉得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要比重新寻找配偶更有价值时,两性之间才会出现一种相对稳定、类似忠诚的关系。”
在灵长目动物中也同样如此,忠诚意味着一种双贏的利益组合。雌性乐于与雄性共同生活,一是因为他能为她带来充足的食物,二是因为他能保护她的孩子;而雄性同样不反对与雌性缔结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毕竟如此一来他就获得了某种对性的垄断权力,同时他也可以确信,他与雌性共同抚养的这个孩子的确是他的后代。
安德里亚斯·保尔的理论则更为偏激,在他看来,灵长目动物共同生活的根本原因就是防止噬婴现象的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当双方建立起一种“忠诚”关系时,才能保障后代安全而健康地成长。对于雌性动物而言,其生殖意义在于培育出健康的后代以传承自身的基因,因此必须设法使尽可能多的孩子存活下来;而雄性动物的生殖意义恰恰与此相反,他只负责前道工序,即尽可能多地制造受精卵。他有什么必要花费宝贵的精力去抚养那个来路可疑的孩子呢?因此杀死婴儿的现象在动物界并不罕见。“尤其是那些还未与婴儿的母亲交媾过的雄性动物更会残忍地杀害婴儿。”对雌性的交媾欲望促使他必须消灭她身边的障碍。于是行为生物学家保尔得出了他的结论:“对母亲及其婴儿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与婴儿的父亲建立起长期稳固的同盟。”
在人类社会中,忠诚被视为女性的必备素质,人们甚至不惜动用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来强迫女性恪守忠诚的准则。男人这种严阵以待的戒备心态其实很容易理解——毕竟只有女性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男人永远没有这种自信,他们总在担心自己是在替别人承担着抚育后代的责任。有趣的是,一位丹麦女教授在不经意间竟然证实了他们这种与日倶增的恐惧。玛格蕾特·米克尔森是一位遗传病专家,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她在父子两代之间进行了大量的基因比对工作,可结果她发现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事实:居然有5%~8%的父亲不是他们孩子的亲生父亲,在美国,这一比例甚至高达10%,洞悉了男性的这一心理,那么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数百年来背叛婚姻的女性总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而男人同样的行为却往往被社会舆论宽宏大量地一笑置之。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男人仍然认为,女人的红杏出墙要比男人拈花惹草性质恶劣得多。
但事实上进化论并没有要求女人100%的忠诚,因为那违背了大自然的游戏规则——基因的多样化。民族学者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文明在其早期都奉行着群交原则,在这种体系中,一夫一妻的忠诚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巴西,直到几十年前还有这样一个纯粹的“女儿国”,部落中的女性可以任意拥有情人,丈夫对她们来说绝不意味着禁锢与垄断,在她们看来,婚外情并不是什么犯忌之举,反而是符合人类天性,值得期盼与推崇的荣耀。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人类学家发现,在一个名为卡内拉的部落中,人们便认为只有若干男人精液的融合才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生命。因此在这个部落中女性除了丈夫还可以拥有一到四个情人,他们全部被认为是孩子的生父。由于情人不必承担供养家庭的重任,因此卡内拉女人选择情人的标准简单至极,她们只挑那些长相最英俊、生殖力最旺盛的年轻男人。当然能歌善舞也会为他增色不少。看看那些叱咤乐坛的男孩组合,听听十六七岁的女生在演唱会上发出的意乱情迷的尖叫,我们便会明白身为男人而又能唱又会跳的幸福,这一真理亘古至今颠扑不破。为什么那个拥有迷人的嗓音,总在舞台上扭胯送臀的艾尔维斯·普莱斯利如此不见容于这个男性社会?没错,正是因为他暗暗拨弄着女性的原始欲望,挑逗着那个所谓的“忠诚标准”。
很显然,一种文明的社会化程度越髙,女性在其中受教育和经济独立的机会越大,那么这种文明就越强调忠诚以及一夫一妻制度的重要。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女性越是独立,男性便越是恐惧。如果女性不再依赖男性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并因此在择偶过程中不再被动地等待着男性的挑选,那么男性就必须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在道德、法律或是宗教层面上牢牢地钳制住女性。直到今天,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仍然把通奸定义为女性的“罪责”:女性永远是惟一必须对此负责的人。男人最多是卷人別人的婚姻,浅尝辄止;而女人则亲手摧毁自己的婚姻,毅然决然。因此她才是真正的罪人。
遗憾的是,这种对男人背叛婚姻的宽容似乎有着充分的进化论依据,为了产生更多的后代以贏得生存竞争,他必须四处抛撒精子。见异思迁是他的天性。不幸的女人,看起来造物主的确站在了男人那一方。
时刻准备着
也许这一切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撩开基因遗传的面纱,告诉您,这就是自然的选择。
为了不被大自然淘汰,雄性动物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去繁衍后代。它必须保持敏锐的嗅觉,一俟时机来临便迅速而强悍地行动,去征服尽可能多的异性。当然如果天涯处处有芳草的话,雄性动物的压力也就不会如此之大,对它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扮演坐拥三千佳丽的君王,在它的国度里垄断着一切性资源。
但这只是雄性动物的南柯一梦而已。在现实世界中它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才能保障生殖的机会,而即便它终于找到了配偶,也绝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因为到处是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几乎每一只年轻的公兽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觊覦着它的特权,它必须时刻警惕乃至奋起抗击,才能保住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正常情况下,没有哪一只雄性动物能在这重重杀机之中永远闲庭信步,最多三五年,它便陷入了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的局面,于是垄断性资源,从而将自己的生殖机会最大化的雄心壮志就此土崩瓦解。
雄性动物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一朝得逞之前所必须经历的等待与竞争。如果窗口众多而它又总能排在队伍的前列,那它当然可以轻松实现生殖的目的。可雌性资源并不是那么唾手可得,如果间或再来几个强横的插队者而它又敢怒不敢言的话,哪怕它再怎么时刻准备着,也难逃种族灭绝的命运。
对雄性动物而言,第三个问題则是食物。食物是实现生殖行为的前提,是进化的根本保证。一旦它占据了数量充足、质量稳定的食物,也就占据了向异性发动攻击的有利地形。现在它可以决定是否以及和谁一块分享自己的资源。食物也就因此成为接近雌性动物的有效武器。
但雌性动物并非没有觅食能力,它同样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吃饱甚至吃好。当它能够独立找到一整根莴苣的时候,又何必再为了一小段香蕉或是甘蔗而委身于人呢?它完全可以排除物质的诱惑,喜欢谁就与谁交媾,并且与其交媾的雄性越多,它怀孕的几率也就越高。由此看来,在食物的问題上被动的一方似乎仍然是雄性动物,它与雌性分享食物是希望借此贏得对方的青睐,从而实现自己的切身利益。
进化是一个矛盾的平衡,是一个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的过程。因此雌性动物尽管可以自给自足却依然接受雄性的供养与照料,一定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这便是二者在生殖目的上的差异。前面说过,雌性的生殖意义在于制造并抚育健康的后代,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系统工程而其前提便是,为自己和孩子觅得充足的食物。也就是说,雌性生殖的成劫取决于食物。与之相反,雄性生殖的成功则仅仅取决于它能否找到配偶。由于动物也并非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环境中,因此如果一个母亲既要抚养孩子又得独立觅食,那它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毕竟她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不可能像雄性那样心无旁骛地整天捕猎觅食。这便出现了-个等价交换的机会,雄性可以用食物来换取性,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效率最高的做法。因此邀请对方共同分享食物便成为雄性发出的交媾信号。
于是雄性付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安德里亚斯·保尔告诉我们:“当身边出现一只已做好交媾准备的母猩猩时,雄性黑猩猩觅食的积极性便空前高涤。”母猩猩会分得远远超过同侪的食物,当然它也会对那只最慷慨的雄猩猩做出相应的报答。换句话说,黑猩猩努力觅食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压倒同类竞争、博取异性青睐的作秀手段。
这种虚张声势的技巧虽然并不髙明,但却颇为有效。难道不是吗?当男人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能异常清晰地感受到他隐藏在诚恳与殷情背后的欲望。他总不会是怕我们饿着吧?不,那精致的菜肴、暧昧的烛光、醇馥的红酒都是催情的道具,都在为了营造出一个令人心旌动摇的氛围。他接过账单,我们知道,现在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接下来去你家还是我家?如果我们觉得他够品位,我们会带他回家,毕竟早在约会之前我们便怀着某种憧憬将家里收拾得纤尘不染,并铺好床单虚席以待了。当然如果觉得他不过尔尔,我们也有办法浇灭他的熊熊欲火:我们会抢过账单并坚持至少付掉自己那一份。除了穷学生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有用心的男人会经得起如此挫折。他的潜意识会立刻报警:这次行动已经失败,没有必要追。
加投资。于是他会掉转枪口,向下一位女性提供他的“粮食”雌性动物按照物质条件,尤其是按照现有食物的数量及其分配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动目标;而雄性动物的注意力则全部集中在雌性动物本身。”行为生物学家安德里亚斯·保尔总结道。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也许雄性正是为了保证交媾与生殖的机会,才必须与雌性建立起某种长期的关系?”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事实上正是男人希望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固的两性关系?男性必须至少和一位女性保持稳定和垄断的关系,以便让她为自己生儿育女(也只有稳定的性关系才能让他确信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并抚育他们长大成人,与此同时,他便可以安心地寻找其他的生殖机会,这一切难道竟是基因与遗传的力量使然?
当约翰·肯尼迪不断地欺骗与玩弄女性时,他自己兀自浑然不觉,因为这是进化的一个附产品。杰基又如何呢?为什么她会嫁给个子矮小,又老又丑的奥纳西斯?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拥有那根最长的羽毛——他的亿万家产。当他愿意与她分享他的“优质食物”时,杰基别无选择,她必须像几乎所有的雌性动物一样做出性的回报。在人类社会而言,是用一纸婚约承诺了性的付出,从此她得以挥金如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都是一桩交易,而类似的交易在动物界中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
为什么偏偏是他?
现在我们知道,雄性动物和雌性动物在择偶过程中都有着各自合乎逻辑的标准和理由。
我们还了解到,雌性动物决定着,在什么时候、究竞向谁做出性的承诺。
我们同样不应忘记,雌性动物用来繁殖后代以传承基因的时间是有限的,大约只占她生命的1/3。为了尽可能地实现生殖的意义,雌性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从天性而言,她更乐于享受群交的性爱模式,但她毕竟没法和每一个对她感兴趣的雄性交媾。大自然只要求她产下具备最佳基因的健康后代,因此她在择偶时必须精挑细选,每一个孩子都是她对未来的一项投资。健康的后代才能保证将她的遗传因子发扬光大。如果由于择偶过程中的粗疏与失误而导致她的后代疾病缠身、弱不禁风,无法挺过生存竞争并因此无法传承她的基因,那么在进化论看来这样的繁殖便是毫无意义的。母亲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就此石沉大海,颗粒无收。
而雄性动物则无需有此负担,他们的投资无非是几百万个精细胞,并且身体直到垂暮之年仍能源源不断地补充它们的数量。对雄性动物来说,失误是不用付出成本的。他们的宗旨是广种薄收,任何一个异性都可能成为那个“最佳”选择。
但事实上真的有所谓最佳选择吗?生物学告诉我们,择偶就是选择相对满意的交媾对象,不求有功,但望无过,至于“最佳”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祺渺的泡沫而已。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雌性动物往往并不能选择那些它们觉得最有吸引力的雄性,它们的最终目标通常是那些不会引起它们反感的个体。”
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雌性动物需要精挑细选,可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由选择,它总不能看上谁就扑上去非让对方做自己孩子的父亲吧。何况真能让它看得上的具有良好基因的雄性也并不多见,因此它只能通过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对雄性施加影响,说服它们亲近自己,共同生育后代。
同时,雄性动物的天性也在增加着自由选择的难度。它们可不会乖乖地坐着等待检阅,它只遵照自身的利益行事,那就是寻觅尽可能多的交媾机会。这意味着,那些可能让雌性着迷的竞争对手必须被消灭。
由于我们的主动选择取决于男人是否配合,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不会也不愿配合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处于被选择的地位。惟一的安慰是,我们可以和选择我们的男人玩玩欲擒故纵的游戏,当然也可以利用一些小花招来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从而增加中选的几率,比如魔术胸罩、香奈儿五号和形形色色的抗皱霜。男人在择偶时永远把我们的青春视为考察的第一要务——吹弹得破的皮肤、匀称圆润的肌肉,亮泽柔顺的秀发,这一切表征都意味着健康鲜活的基因,也就意味着旺盛而持久的生殖能力。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男人必须把一个年轻的女性娶进家门。《时代》周报上的征婚启事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某男,商人/学者/勤于持家之人,已届知天命之年,欲觅35岁以内之温柔娴良的女性……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布斯对于男性择偶标准的研究显示,男性对于年轻女性的偏执既不是由于文化也不是由于社会,在这儿惟一起作用的仍然是进化论:男性必然倾向于选择年轻的女性,因为她可以满足男性心底的本能与欲望
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而女性则恰恰相反,她们倾向于选择年纪稍大的男性,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他们在一起,自己和孩子的生活都可以得到保障,这便是女人们念兹在兹的安全感。
而即便当女性同样拥有权力和財富时,她们仍然希望丈夫比自己更有权势,布斯进一步分析着。他认为这种现象在生物学上并无直接意义,而是女性追求安全感的一种行为惯性。
我们来总结一下,让女人无法抗拒的男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
·外表整洁;
·体态勻称;
·精力充沛;
·慷慨大方;
·拥有足够的食物,或曰财富;
·高超的性技巧;
·受人景仰;
·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出类拔萃却不盛气凌人,于平和中显现优越;·综合素质胜我们一筹;
·能提供安全感。
基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这世上有哪个男人同时具备这么多优秀的素质呢?在这些熠熠生辉的品质照耀下,我们身边的男人立刻显得委琐不堪,活像是造物主的恶作剧。这种悲观与失落将一直延续到我们碰上一个坏男人。天啊,他几乎符合那张表上所有的标准,除了一点:无论我们与他多么亲近,也永远别指望在他那儿获得一丝一毫的安全感。这使得他成为了一种风险,当然,也意味着极大的诱惑。